所谓的最大可信事故是指用来进行厂址评价所假设的对环境产生最严重后果的核电厂事故，它发生的概率（＜10-4/堆·年）极小。

但如果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尽管行政法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它会束缚政府的手脚，影响行政上的方便做法。（三）创造性地适用法律法院不仅创造性地在法庭之外运用设计的措施来处理涉及行政机关的事务，也创造性地解释和适用法律。

[12]采访也表明，在这些地区，房屋拆迁已经很难进行。[14]这次抵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这起案件并不涉及社会矛盾并紧迫地威胁社会稳定。合议庭内的三位主审法官并未附和副院长的意见，而是说明这是副院长的意见，我们没有意见。该法规定：除对安全驾驶的技术要求之外，机动车的年度检查证书的签发不能设置其他任何条件——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被课加不当的负担。[20]被告的权力和资源无疑是影响判决结果的重要因素。

[15]See Randall Peerenboom，More Law，Less Courts：Legalized Governance，Judicialization，and Dejudicialization in China，inT.Ginsburg and A.Chen，eds.，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ance in Asia，NewYork：Routledge，2009，pp.175-202.[16]参见姜超楠：《江苏民告官案例胜诉超过半数，告拆迁的最多》，载《扬子晚报》，2010年9月28日。从2008年到2010年，所有向行政机关发出的126份司法建议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或执行。例如全国人大的职权是固有的还是来自于宪法授权？ 国务院的职权全部是来自权力机关的授权还是部分固有、部分授权？ 授权的权限、原则和程序是什么？ 这些问题至今也无定论。

1991 年《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的发布，标志着严打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行的方式是通过法律来调整。30年来，宪法学研究的重心经历了一个从国家机构到基本权利的转换，而今重新思考国家机构的独立价值，通过它展现社会变动的轨迹，对于平衡宪法学研究意义重大。行政区划作为政权建设和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之一，在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总之，新修订的《条例》，就是要厘清社团的法人治理结构，使社团成为自律的自主管理组织。这些决定重在打击犯罪，严重忽视了刑事被告人的权利。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国继文革运动式治理之后提出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案。此外，在各级民政部门备案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4 万多个，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有20 万多个。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即八二宪法产生之前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片面地理解民主集中制、突出集中的一面长期存在，但是后来实践中，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出现了从集中走向民主的趋势。在社会变迁中，外围的改革较为容易，而内部的改革则较难。

而两部《基本法》的通过和实施，则对纵向国家机构的关系产生了巨大挑战。在总结各地严打经验的基础上， 严打法制化也在推进之中。在不否定首长负责制的情形下，应该规定首长负责制的具体内容，不能再强调行政机关的首长对行政机关承担整体责任这种是是而非的观点。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措施不多，社会组织发展受到约束。

中央国家机构与地方国家机构的关系作为央地关系的横断面，清晰地反映了其间的各种变化。和其他省份一样，广东省启动社会组织的管理也经历了由慢到快的增量发展过程。

开发区的设置首先导致的问题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2006 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各类民间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如同这一时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重心在经济立法一样，社会组织立法迟至80 年代末才被提出来。2010 年《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 国办发［2010］ 8 号) 决定整顿和清理各种驻京办，但从中也凸显了地方国家机构生存的困窘。30 年来，除了设置海南省、重庆市和建立两个特区外，省一级的建制是十分稳定的，不过省以下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则要频繁得多，而调整行政区划设置的权力大部分被行政机关( 国务院和省、直辖市)占据了。( 2) 较大的市是宪法上一个独特的词汇，而批准权限又由国务院掌控，但是缺乏清晰的引入和退出机制。2004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新方针。在80 年代初，初步确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

数据显示，截止到1989 年底，全国性社团已经发展到1600 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 多万家。1998 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将过去采取备案制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改为登记制，强化了双重管理体制。

( 二) 从行政调整到法律调控从联邦制国家的经验来看，采用司法手段调整纵向国家机构关系是主要的方式。为了展现这层变化，从广东省改革社会组织的实践详加说明。

例如它是宪法原则还是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它真实的内涵是什么？ 它强调的是集中还是民主？历史上，它经历了两层意义的变化： ( 1) 民主集中制最早是在国家制度的意义上使用的，民主是指政府的产生、国家的权力以人民的支持为基础。在80 年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扮演的角色完全是被动的。

行政区划的调整是观察这层变化的良好切入点。政府既要依法对行业协会、商会进行登记管理，又要积极扶持和促进其发展，逐步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可以向行业协会、商会转移的相关业务职能向行业协会、商会转移，保障其依法独立地开展活动。问题在于：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如果操作不好，极容易过度。30 年来，公民权利本位的宪政价值逐步确立，权利话语取代义务话语成为了各个层面的共识。

( 三) 从分工合作到加强制约虽然三权分立不是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配原则，但是国家机构之间权力的相互划分却是不争的事实。( 2) 后来民主集中制普遍化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被用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准则，被作为加强纪律的一种手段。

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年6月 进入专题： 国家机构 社会变迁 。( 一) 从中央授权到合理分权《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但是民主有多种表现形式，确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即是其表现形式之一。为了顺应地方国家机构发展的趋势，《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先后在1982 年、1986年、1995 年、2004 年经历了四次修改，逐步明确了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享有的职权，但是囿于观念的滞后，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 1) 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在很大程度上和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职权重叠，以至于地方国家机构的职权经常容易受到上级机关的侵犯。

其次，开发区中国家机构的设置是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不协调的。以《香港基本法》为例，自从它1997 年生效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5 次解释基本法，不仅掀开了宪法解释研究的热潮，而且也丰富了中国的宪政实践。基于党认识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政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模式也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

由行政机关控制行政区划的结果就是，为了经济发展的名义，行政区划的经常变动引发了大量的法律问题。从国家机构的角度看，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扩大公民权利的内容，并完善公民的诉权，也是这一时期的发展面向。

发生在陕西泾阳县农家少女麻旦旦身上的处女嫖娼案即是实例。2007 年《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如何积极拓展行业协会的职能做出了方向性的规定，并提出现职公务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兼任领导职务、建立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的制度。

八二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结社自由，可是20 世纪80 年代，结社自由权一直被闲置着。但是不可否认，国务院广泛的立法权力不是法治国家的常态，而迎来这一重大转折的是2001 年《立法法》的颁布。